高考像座独木桥,每个孩子都要走一遭。正因为独木桥的“险”,让过桥的人显得尤为幸运;也正是因为每个孩子都要过桥,凸显了高考的普遍性。高考的普遍性和稀缺性,让高考加分从一诞生便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高考涉及每个家庭,其中的“血雨腥风”可想而知。从高考加分的类型上看,包括竞赛类加分、三好生优秀干部加分和民族加分几项。在我看来,三好生优秀干部加分的主观性太强,学校评选的自主性让三好生优秀干部加分成了学校的“自留地”。而民族加分看似客观,但曾被媒体曝光的一组数据却成了民族加分看似客观背后的“吊诡”——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占的比例约为4.1%;而北京高考中少数民族学生有多少?答案是每年占比都接近10%。竞赛类加分同样是高考加分产生舞弊情况的“重灾区”——但至少有成绩和标准的硬杠杠。
有媒体曾经断言:“在大学改为非官办前,各种分数之外的‘补充项’都可休矣。”初看武断,但细细品位,却有着一针见血的犀利。今年的加分项中,部分省市有“思想品德加分”的项目。其实这样的加分项在国外的大学招录中也很普遍,比如美国大学非常看重申请者的社区服务履历。但不同点在于,美国的大学是非“官办”的,大学之间的竞争、私立大学所有者对自己“财产”的爱惜、纳税人对公立大学的有效监督,保障了其对加分项考核的公正性。而中国的高招一旦“灵活”,就会变成类似中科大那样把不拘一格招人才的自主招生,变成举报者戏称的校长“不拘一格招儿子”。
其实在高考加分背后,可以猜到有一条错综复杂的产业链。斩断这条“产业链”,让高考更公平——这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渐渐缩减乃至取消高考加分项目设置的根本目的。但正如标题所言,一刀切,不适用于高考加分。至少,取消高考加分与国家渐渐提倡的简政放权一般——是一个还权与民,潜移默化的过程。而手段同样不是行政力量起到绝对作用,而是应该在优化、扩大教育资源上下功夫。
□陈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