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 陈培德
我的父亲出生于清朝末年,没上过学堂,但他会看古书,不会看我们现在白话文的报纸。写得一手工整的毛笔字,但却不会写硬笔字。我曾奇怪地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解释说:“那时家里穷,读不起书,是偷着学了三年。我那一辈没有钢笔、铅笔,只用毛笔。没钱买纸笔,是用捡来的废毛笔蘸着水在地砖上学写字。”至今,我还珍藏着父亲的墨宝。父亲说,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书读,真幸福。
我小学、初中、高中是在厦门读的,12年没穿过几双鞋,冬天也常赤脚走路上学。在北大读书时,带了一双新的球鞋上北京,舍不得穿。福建学生也有很多赤脚进课堂,但都被老教授赶出教室,因此我不得不天天穿鞋。6年穿的鞋比小学到高中的总和还要多。与父亲相比,我真幸福。
1968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农村当中学教师,寒冬腊月带学生到地里挖野菜,和着米糠煮“忆苦饭”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我告诉学生:“旧时我们的祖辈就是吃这个糠菜饭度日的。你们现在吃大米白面,是真幸福。”
后来,我结婚有了女儿。女儿在金华都是穿鞋子上学的。读杭州大学外语系,是骑自行车走读的。我对她说,爸爸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光脚丫走路上学的,你能骑自行车上学,真幸福。她很木然。心里好像在说:这有什么?本地同学都是骑自行车上学的呀!
现在,女儿也有了女儿,并且已经在读小学五年级了。女儿对她的女儿说:“妈妈以前读书是走路去的,后来上大学才骑自行车上学。你从幼儿园开始到现在,都是妈妈汽车给你接送的,你真幸福。”外孙女一脸木然,心里好像在说:这有什么?同学们都是爸爸妈妈汽车接送的呀!
我真无法想象,外孙女将来对她的儿子或女儿拿什么忆苦思甜。女儿对我说:“爸爸,忆苦思甜已成历史名词了,从我们这代人开始,比的都是幸福指数。”我才发现,我已经落伍了。
我们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都知道“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而女儿辈他们有另一种体验,“幸福不忘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