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扁担挑着一个北大学子

陈培德

父亲出生在清朝末年，厦门解放后曾由军管会安排在厦门至香港的货轮金顺安号上当船员，实为军管会与香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负责传送两地来往秘密信件。后来船主改航香港至台湾，父亲辞职回厦门。老实巴交的父亲没有向军管会要求给安排份工作，而是开始了自谋营生的生涯。一根扁担挑起一个家，伴随余生。卖菜，卖草药，卖豆腐脑，挑着沉重的担子，沿街吆喝。

我们兄弟姐妹6个，大哥在抗日战争期间14岁就只身漂洋过海去菲律宾，后来客死他乡。大姐、二姐较早出嫁。父母就养着我和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全压在父亲一人肩上。父母的心愿就是自己没有文化，再苦也一定要让我们读书，我和弟妹也都是读书的料。妹妹就因家贫考了吃饭不要钱的师范学校。弟弟也有北大梦，却因文革成了知识青年。我从小学起就一直是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小学保送初中，初中保送高中。看着父亲肩上的担子太重，我也蒙生过缀学的念头。但父亲就是要我们读书。一人靠一副担子养活全家5口人，其艰难可想而知。母亲曾向街道申请救济金，但办事处的人说，让你们3个孩子出去做工就不困难了嘛。父亲不答应，再苦苦自己，也要让孩子读书。

不管刮风下雨，每天父亲都要天没亮就去批发市场进货，再沿街叫卖。一天不出门，全家就断炊。即使这样，也常有揭不开锅的窘境。母亲让妹妹放学后去邻居亲友家借钱借粮，我和弟弟去饭店讨锅巴，还曾沿街卖油条。三年困难时期，日子就更难过了。父亲总是空着肚子出门又空着肚子回家，看看锅里空空，水缸里舀一瓢凉水一喝，担子一挑又出门了。父亲抽烟，买不起烟，让我和弟弟放学后到路上捡烟蒂回来给他抽。

看父亲的背被担子压得越来越驼，我真想辍学出去做工，但父亲还是死活不肯，总是说，你们都给我好好读书，家里的事不用管。甚至放学后想接过他肩上的担子他都不肯。真是千斤重担一人挑的硬汉。

1962年，终于熬到我高中毕业，在全国大学招生数锐减的情况下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一贫如洗的家拿什么去赴京？是二姐工厂减员拿到的240元退职金中的200元给我当路费和添置衣服被褥及生活用品，父亲又忍痛卖掉了珍藏的3套线装书供我进京的。此外家里再拿不出什么稍微值钱的东西好变卖了。

1962—1968年我上大学期间，1900年出生的父亲在别人早已拿退休金安享晚年的时候，正挑着家庭最重的担子。虽然我享受最高助学金，吃饭不愁，但其它还得自理。父亲自己宁愿冬天赤脚穿着木屐让脚后跟冻得裂开大口子也要给我寄回力牌的球鞋。自己穿着补了又补的粗布衣也要让我穿得有体面。明明食不果腹，写信时却总说他一顿能吃三大碗，我看了以泪洗面。父亲的扁担挑着一个北大学子，就像挑着一座大山啊！

好不容易熬到我大学毕业，可以接济家庭生活了，可68岁的父亲已被生活的扁担压垮了，劳累，饥饿，抽烟蒂，肺病很严重，脑子也不行了，终于在1974年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扁担，一头是一个北大学子，一头是病体缠身的自己。这就是我的父亲。

作者为浙江省体育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