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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2日，江苏苏宁在中超决赛中击败广州恒大，队史首次捧起中超冠军奖杯。2021年2月28日，这支改名为江苏足球俱乐部的中超新王官宣了停止运营的消息。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江苏队从夺冠到停运，仅仅相隔了108天。
就如同地震发生前总有先兆一样，江苏队的停运绝不是“突然袭击”，而是各种问题叠加而成的结果。曾经的徐庄训练基地，充满着江苏队球员们的欢声笑语，如今，这座投入使用仅3年多的基地却已是人去楼空，何等悲哀。
更值得人们警醒的是，江苏队存在的问题，在国内不少职业球队中也同样存在。
变革下的“牺牲品”？
表面上看，足协日前推出的中性名政策成为了压垮江苏队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这是否意味着足协就要承担全部责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2015年，苏宁取代舜天集团成为江苏队背后的注资者，5年多以来，江苏成为了中国足球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块。尤其在上赛季成为中超冠军后，不少球迷们更是期待江苏队成为又一支冉冉升起的中超新贵。
但是，江苏队的成绩，是建立在大量烧钱的基础上的，在大洋彼岸的欧洲，苏宁还是意甲豪门国际米兰的拥有者，两大资产缠身，风险自然陡增。与国米相比，江苏队作为创造收益更小的一个自然被苏宁率先“割肉”。
当然，苏宁为了保留江苏队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甚至还效仿此前的天津天海提出“0转让”的方案，然而高额的债务及亏损，让一个个潜在买家望而却步。
苏宁的退出，政策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重要的是苏宁在投身足球后，试图以短时间内大量的投入来换取一时的成绩与声望，而把足球自身所存在的发展规律却被抛在脑后，这一运营思路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苏宁固然收获了鲜花与掌声，过后的一地鸡毛却不得不让深爱江苏足球与中国足球的人们与苏宁一同收拾。
5年多来，外籍球星与教练来了又走，拉米雷斯、米兰达、特谢拉、卡佩罗、奥拉罗尤……成绩是上去了，一批又一批的国内球员却不得不让出球权、沦为场上的配角甚至看客。纵然国内球员的能力相对不强是事实，但没有足够的空间，再有能力的球员也无从施展拳脚。
此外，在上赛季中超夺魁后，苏宁一直未能支付球员们的薪水及夺冠奖金，对此该如何善后，也将持续吸引人们的目光。
资本的手开启“魔盒”
在“金元足球”风暴的裹挟下，中超曾在近几年风生水起，吸引诸多大牌外籍球员和教练加盟，一度号称“世界第六大联赛”。但风暴过后，产投比的严重失衡让越来越多的俱乐部难以为继，中超的虚假繁荣，改变不了各级国字号球队原地踏步甚至节节败退的残酷现实。“金元足球”的盲目投入带来了巨大泡沫，当泡沫破裂时，注定会是一片狼藉。作为这一“潘多拉魔盒”在中国足坛的开启者，广州队背后的注资者恒大首当其中。
十年前，作为中超升班马的恒大就把外援身价推到400万欧元，把内援身价推到140万欧元，使得国内球员的行价大幅暴涨。接下来几年，中超几乎所有的转会数据更新都由恒大承包，国内球员转会身价超过1亿元人民币，外援则超过2亿元。国内球员的年薪，从1000万元、2000万元，到近3000万元人民币，那一座座大山，都被恒大一次次越过。由此带动了国内足坛烧钱攀比的风气，这锅恒大想甩，恐怕没那么容易。
在把一家俱乐部的年投入推到10亿元人民币，把中超的整体投入推到世界第六之后，恒大却说要建立全华班，不玩烧钱游戏了，这一豪言在当时看来相当正能量。但在连签九个国脚（包括归化国脚）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恒大玩的“全华班”，不过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罢了。
潮水退去拨云见日
江苏和天津即将在中超版图中丢失自身的阵地，浙江队却因此成为了这个初春最忙碌的球队之一。因为一旦两队正式宣布退出，作为上赛季的中甲亚军，浙江队便存在着递补进入新赛季中超的可能。但究竟能否成功递补，足协至今还没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意味着浙江队只能先做好两手准备。
建队20多年来，浙江队从来不以投入多而闻名，靠着深耕青训、夯实基础，浙江队为各级国字号球队输送了不少的人才，真正在中国足坛拥有了一席之地。虽然浙江队一直无缘冠军，但健康的运作模式，保证了球队能在未来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继续为浙江足球以及中国足球发光发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坚持后备力量的培养，也将是浙江队一直坚定走下去的路。
由于限薪令的存在，球员身价普遍走低，国内转会市场的虚火有着逐渐消退的趋势，这也让浙江队在引援时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据了解，进入牛年后，已经有三十余位国内球员向浙江队发出了试训请求，其中还不乏一些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大牌球员。不过，虽然面临重返顶级联赛的曙光，但浙江队依旧会按照既定的方针努力备战，如果确定递补，就努力弥补与其他球队的差距，就算新赛季依然只能征战中甲，相信浙江队也有足够的底气去实现冲超的目标。
潮水退去，方知谁在裸泳。如果苏宁的退出真的预示着金元足球在国内足坛的全面破产，同时还能促使中国足球痛定思痛、开始理性思考，从此真正开启职业足球之路，那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不失为有利于中国足球长远发展的一桩好事。
本报记者 郭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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