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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堪称“黑色星期六”。13时许，仅仅相差五分钟，“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先后辞世，引发国人无限悲伤。
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局部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正在景泰县黄河石林景区举行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在遭遇极端天气袭击下，导致172名参赛选手中21人因出现身体不适、失温等情况引发严重后果，把生命丢在了参与体育、追求健康的赛道上。
一场172人参加的山地马拉松赛，出现如此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匪夷所思、震惊全国。眼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好转，包括东京奥运会在内，国内外体育赛事正在迅速复苏。然而，一系列的问题与矛盾也层出不穷。景泰马拉松事件不过是一次规模性爆发。由此，对参与、举办体育赛事，引发出一系列对生命的拷问——
拷问之一： “谁主办、谁负责”？
根据新闻报道，这项赛事的主办方是“白银市委、市政府”。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是不是由白银市委、市政府承担责任？这话既对又不完全对。
体育赛事是组织行为。一般来说，赛事组织都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架构，包括主办、承办、协办等。任何一项体育赛事的筹办，都是十分庞杂的过程。尤其一些品牌性、综合性体育赛事，主办单位往往由党委、政府挂帅，以体现重视程度与官方色彩。
不过，“主办”并非就意味“主力”。按照一般的做法，像景泰的这场山地马拉松赛，至多白银的政府分管领导站个台、颁个奖、亮个相，这个“主办”虚功多、实功少，“主办”也就显得有名无实，更不会为了这项赛事上党委会或政府常务会讨论、研究、部署。杭州连续十多年举办的横渡钱塘江活动，主办方为确保赛事成功、生命安全，每年赛事前都会组织测试赛，委托各大游泳场馆对报名参赛的游泳爱好者的能力进行测试，测试合格的才有资格横渡钱塘江。这样的做法，彰显了对每位参赛者的足够尊重。
而甘肃“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的悲剧事件，对于党委政府在办赛过程中履职不够到位的情况，并非是个例。因为没有哪部法律法规明确，主办、承办、协办各自应该承担哪些权利与义务，“组委会”更多是形式。真正“主事”的，往往是体育部门、体育行业协会，甚至是某个体育赛事执行公司。法律上不明确、程序上不到位、管理上不规范，正是这个重大事故发生的主因之一。
拷问之二： 公共安全危机指挥系统为何失灵？
综合性大型体育赛事、马拉松等规模较大赛事的组织，需要一个庞大的“组委会”来调度、指挥。除党委、政府主导外，包括体育、公安、卫健等部门都是组成部门。相信这场山地马拉松赛的组织架构，也是按照这个模式组建的。
为什么，发生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指挥系统为何失灵、失效、失守？
突发的恶劣天气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个酝酿、爆发的过程。气象部门不可能一点都没有预测、预料。赛事组委会与气象部门联动了吗？气象部门及时向社会预警了没有？如果收到了预警，为什么没有人及时让赛事“叫停”？当事故一旦发生，包括应急管理、卫生健康、公安、体育等是不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科学施救？党委政府有没有第一时间现场指挥调度？
现在，事故还处于调查阶段，还不是下定论的时候。但如果在这些环节、这个过程中，存在严重渎职、失职问题，那么这个惨痛案例，不只是天灾，更多是人祸！
拷问之三： 马拉松赛事野蛮生长？
2014年，国办46号文件，以“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为主旨。其中，包括了“放宽办赛条件”改革。即以往办赛事实行的是申报制，不批准不得办赛；46号文件颁布后由“申报制”改为“备案制”，意味着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以举办体育赛事活动。办赛条件放宽后，极大地激发社会办赛活力，繁荣体育竞赛市场。
马拉松赛事，是这项重大政策调整后，体育竞赛市场绽放出最鲜艳的一朵奇葩。
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省份，是马拉松赛事最火爆的地区。每年都有数百场各类马拉松赛事上演，包括城市马拉松、乡村马拉松、山地马拉松等等，也有张扬个性的特色马拉松，例如佳丽（女子）马拉松、博士马拉松、警察马拉松等，参赛人数从几百到数万不等。一场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盛大体育派对。
事实上，在看似热闹、繁荣背后，马拉松赛事的组织良莠不齐，有惊无险的现象偶有发生。相当一部分马拉松赛事，并没有对办赛场地、条件进行科学论证，有的甚至是党政领导“拍脑袋决定”。赛事组织有的也显得过于仓促、简单，甚至出现大雪漫天飞舞中或是顶着三十多摄氏度的高温跑马拉松的，赛道沿途补给、公厕配备不足等更是司空见惯。一方面是行业管理上的低门槛，另一方面是全民健身蓬勃发展，两者综合直接推动马拉松赛事快速发展——呈现“野蛮生长”态势。
倘若，在这次重大伤亡事件之后，相关职能部门仍没有采取严厉措施，或早或迟，马拉松赛事这样的悲剧仍将重现！决非是危言耸听。
拷问之四： 体育竞赛组织“利己主义”作祟？
国办46号文件出台后，体育产业迎来黄金机遇期。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体育的热情，迅速达到历史巅峰。各地雨后春笋般兴起各类体育赛事公司。以浙江为例，各类体育策划、体育文化、体育执行公司多达上千家。绝大多数是在2014年后诞生的。原本由体育部门为主力军的赛事承办方，现在普遍以“购买政府服务”的形式，交由赛事执行机构承办。景泰的山地马拉松赛事也不例外。
体育竞赛组织、机构，往往是“利己主义者”。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体育赛事承办，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盈利。这当然无可厚非。问题出在办赛机构与党委政府，对举办赛事的“成功”的理解并不一致上。体育公司更多站在自身的立场，确保赛事平安、成功，这便是成功；党委政府、体育部门则不同，尤其是举办重大、品牌体育赛事活动，体育不仅仅是体育，是提高城市辨识度、打响城市品牌、增强城市活力的重要载体，最终是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改善投资软环境，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要办好赛事，当然不是简单的事情。资金是最重要的保障。普遍办赛资金由“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组成。政府托底的资金，往往只是启动经费、基本经费，捉襟见肘。眼下市场招商、企业化运作又谈何容易。一旦出现办赛经费短缺，执行公司普遍采取的办法是因陋就简，譬如明明要求配备两辆救护车、一定数量的医护人员，由于经费紧张减半执行；安保力量的配备，也经常出现偷工减料现象。无形中，为赛事出现安全危机埋下定时炸弹。
同时，承担风险的能力，社会力量与党委政府也是天壤之别。在出现重大危机、突发情况时，社会力量根本无法调动政府公共资源及时有效应对，更不要说科学指挥、从容调度。
从景泰马拉松事件中，各级党政、体育部门也应该吸引教训：即便是“购买政府服务”，办赛机构仅仅承担的是办赛职责，一旦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担责与问责的一定是党委政府、一定是职能部门！
拷问之五： “参赛遇险”算不算自甘风险？
前不久，有关《民法典》中“自甘风险”的两条消息引人关注。一则是一位体育爱好者在打篮球时，不慎碰到误闯进球场的大妈，造成骨折的后果，最终判决篮球爱好者不用承担赔偿责任；另一则是一位学生在上体育课时，因自身原因造成意外伤害，家长向法院起诉学校，结合实际情况最终判决学校、老师均不承担责任。
景泰马拉松事件后，迅速成为网络关注热点之一。一部分网民认为，参赛者均为成年人，应该明白参赛有风险，那么出现问题责任也应自负。参加马拉松赛事遭遇不测，与上体育课、打篮球造成他人伤害，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参赛的大部分选手，至少都是草根体育达人，从身体素质、参赛经验来说，与普通人相比一定胜上一筹。如果组织与办赛周密、预案与措施得当，顺利参加赛事应该不是问题。“自甘风险”不太恰当的近义词叫“咎由自取”。如果把这个词用在这21位逝者身上，不够恰当也很不厚道！
景泰马拉松赛事重大伤亡事件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正采取积极措施。如果最终认定是一起责任事故，一定会有相关单位、人员受到问责，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这21条鲜活的生命却永远不可能重生。
本报记者 黄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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